府谷 新视觉府谷公众号文章导读

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

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贵圈（ID：entguiquan）

文 / 纡轸 耿飏 叶弥衫 

全长共6597字，预计阅读时长15分钟左右

2017年10月12日，29岁的青年作家、导演胡波（笔名胡迁），在北京东五环一幢住宅楼的楼梯间里，用一根绳子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此前，他已经出版了两本小说，《大裂》和《牛蛙》。执导的首部电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于年初制作完成，而第二部电影的计划正在推进之中。

对于一个不到30岁的创作者来说，这可以说是一份出色的成绩单。我们几乎可以推断，这个年轻人正走在一条通往所谓成名、成功的道路上。但他却选择以一种最决绝的方式拒绝，甚至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做出解释。

▲胡波生前最后一条微博

在朋友、同行们的怀缅中，我们可以拼凑出胡波的大致性格：一个背对时代的逆行者，一个不肯妥协的天真者，以及，一个身体力行的殉道者。

我们甚至可以拼凑出，一个有才华、并且只有才华的年轻人，想要以此在电影圈里安身立命，需要经历什么。

胡波早前描述自己经济窘迫、感情受挫、精神危机的微博被广泛转发，让人们尤其感到唏嘘或不平的，是一个创作者似乎无法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。

甚至有网友义愤地表示，签约王小帅的冬春影业，可能是这个满脑袋只有艺术的年轻人，除了自缢之外，最错误的决定。

也许，我们可以因此把胡波当作是这个时代的代表：毕竟造成他痛苦的一大根源，是他无法向市场妥协的自我坚持；毕竟在他离去后的巨大舆论声潮中，折射出的是许多年轻电影人的切肤之痛；甚至他不是这几年里第一个，也可预见不会是最后一个，选择自杀的文艺创作者。

但在这篇文章里，我们想呈现的只是一个真实的胡波。这一次，请让他不作为任何行业、任何事件、任何大环境下的个体代表，只作为他自己，来被我们理解。

■“我已经在外面绑好了绳子”

胡波的尸体，是在10月12日被他的朋友赵亮（化名）发现的。据《新京报书评》的报道显示，当天恰逢赵亮的生日，他本想找胡波一起吃饭庆生，但整天联系不上人。晚上7时许，赵亮终于忍不住带上胡波家的备用钥匙，直接上门找人。

俩人都住在北京五环外的某小区，平日常在一起喝酒聊天。胡波独自租住的房子面积不大，赵亮开门后很快就打量了一遍，没人在家，倒是5个月前被胡波带回家的小猫不怕人，静静卧在地上看着他。

赵亮很快放弃准备离开，但就在转身时，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悬空着，挂在楼梯间。

早在2016年，胡波曾写过一首短诗：“那头颅挂在树梢／好像接近死亡能使你懂得什么／但世界啊／永远像最初的样子。”

我们不知道这种形式使他懂得了什么，但对他的朋友赵亮来说，那一瞬间，他觉得“身体里炸了一下”。

不到一个小时，噩耗在胡波的交际圈里爆炸式地传开。很多人有类似的感受，“心脏被击碎了”，他的一位朋友对我们这样描述。

▲胡波去世讣告

而朋友姜山（化名）的感受更为复杂，胡波此前不止一次对他表露过厌世情绪。10月5日，胡波连续给姜山发了两条微信：“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，应该能给你留下一些礼物”，“现在为止我完成了三部电影（剧本）三本书，应该能给我父母留下一些稿费了。”

随后他发了第三条：“我已经在外面绑好了绳子。”

看到消息后，姜山花了很长时间劝阻胡波不要乱来。几天后他们还见了面，那天北京下雨，胡波将头上戴的帽子摘下来递给姜山，说“可别淋湿了”。

他觉得当天的胡波非常开朗，讲了未来的规划，细致到新书应该怎样装帧的种种细节。

那时候他觉得，自己应该“已经劝住他了”。而几天之后他觉得，那应该是胡波在交代后事。

另一位朋友“牧羊的水鬼”在微博上回忆了自己10月8日和胡波的最后一次谈话，里面涉及到了死亡的讯息：

■ 众人眼里的幸运儿

一个多月前，胡波就曾对姜山说了一句“过几天我给你表演一个上吊”。

那固然是当时微博上“表演一个XX”的流行句式，但姜山还是有点紧张，结果使得胡波反过来安慰他：“放心，我还有电影没写完，怎么着都要熬到三十四、五岁。”

这个理由说服了姜山。“我觉得他心里还有念想”，姜山回忆道。

姜山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理解的朋友。李夏（化名）对我们说，胡波曾对他表示自己状况在好转，不仅又完成了一部新书，更重要的是，“还有一部新电影，不出意外会在年底开拍，由他的偶像、匈牙利电影导演贝拉·塔尔担任监制。”

电影是胡波的希望之光。不仅他的朋友这么相信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，他自己就是最相信的一个人。

胡波两次落榜，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上大一时他已经22岁，是普通学生正常毕业的年纪。

上大学之前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电影启蒙，通宵在网吧看诸如《十诫》《蓝白红三部曲》之类的经典电影。

他的同学马哒在文章《我认识的湖》中记录，胡波曾自信地和她表示：“《小时代》之类的烂片盛行过以后，中国观众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片，比如《血迷宫》这样的电影。我们就去做《血迷宫》。”

这或许注定他是个“小时代里的孤独者”。一次学期作业，胡波拍摄了一个关于一头驴和一栋房子的短片。看完成片后，导师给他的建议是：多学学韩国电影，学习如何拍商业片。

“我直到毕业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电影，想着考了这么多年学图什么呢？就重操旧业开始写小说。”在他开始拍电影后，胡波曾解释自己创作小说的契机。 

▲胡波小说集《大裂》

在没有电影拍的日子里，胡波专心写作，最终完成了小说集《大裂》。在台湾作家黄丽群看来：“本书如其名，彻底是一本伤害之书。书中15个中短篇小说，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：我们还要活（被伤害）多久？”

他的好友事后提到胡波的创作，语气里透露出担忧：“他在燃烧自己。”

但同时，小说创作中，也包含着他的电影储备。2016年7月的青海西宁FIRST青年电影节上，胡波带着自己的剧本《金羊毛》走上了创投会的宣讲台。  

▲青年电影节，胡波登台介绍他的项目《金羊毛》

所谓创投会，就是为投资方和电影新人之间搭建的交流接洽平台。通常，一个导演、编剧带着自己的项目登台“路演”，只要创意够好、描述够吸引人，就有可能在日后变成一部真正的电影。

相比他富于魅力的文字表达，胡波平时并不爱说话，曾经采访他的记者描述他“总是能一句话就结束谈话”。

那天他在创投会上的表现，据当时在现场的制片人杨城回忆说，胡波在路演的时候有些紧张，发挥得不算好。

当天主持人在介绍他出场时，还特别向听众指出这位演讲者有些害羞。果然，胡波在登台后刚说了一小段就卡主了。他站在台上一动不动，显得有些无措。随后，是全场长达几十秒钟的寂静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胡波努力重新接上话题，但内容已经完全跑偏。

最终，那场宣讲会有7个得奖者，胡波自然不在其中。

但王小帅的妻子、冬春影业的制片人刘璇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。经她牵线，王小帅在活动后看到了《金羊毛》的完整剧本。剧本与宣讲的差异，用王小帅在给胡波小说集《大裂》的序言里的话说就是，文字“散发出一股迷人和离奇的气息”，这和“作者在台上絮叨的古希腊神话失之千里”。

在人生的第28年，这个一直下着苦功的年轻人，忽然成了众人眼里的幸运儿。冬春和他迅速签约，一个月后，项目正式启动。

他自己在那时候应该也有幸运的感受：“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，根本就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够拍出这部影片，不知道要怎么进行下去。它相当于是一个起点，这个起点特别重要。”

只是他那时未必知道，这个起点，对于他的人生，还将会通往何处。

■ 崩溃的6个月

合作一年之后，今年9月初，胡波在微博上说，“周围的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时”，已经需要用“CTMD”来表达自己的情绪。

据胡波身边人透露，冬春影业提供的影片制作经费大约是70万，这对一部长片来说相当紧张。当时胡波曾通过朋友圈，向电影学院的同学们发出过招募，希望得到他们的友情相助。正式开机后，据片场工作人员回忆，拍摄过程虽然充满艰辛，但他在现场充满了热情。 

▲电影拍摄现场，王小帅亲自指导胡波

今年3月份，影片顺利杀青，接下来的部分好像顺理成章：后期制作、剪辑、选送电影节……可是，就像影片的片名从最初参加创投时的《金羊毛》变成了《爱在樱花盛开时》，又变成了他小说中的故事名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一样波折，胡波和冬春影业的分歧也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出现。

胡波最先交出了一个时长4个小时的粗剪版本，但作为监制的王小帅希望他把时长压缩在2个小时左右，以适应市场规律。随后胡波交出了修改版，但是，仅仅剪去了10分钟。对于王小帅和冬春影业来说，这个版本依然“不合格”。

杨城回忆，今年6月胡波曾经请他看过这部3小时50分的电影。“这是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版本，虽然有点长，但是让人印象很深刻。”

影评人赛人也在一个私人放映场合看过这个版本的《大象席地而坐》，认为这是一部有特点的影片。他还记得一个细节，当时主办方介绍胡波的时候，甚至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只介绍说“这位是导演”。

但同样有看过电影的业内人士认为，“他的感情太不克制了，好的电影作品应该是在宣泄的同时有反思，但是他显然还没有这个思辨能力和控制力，电影里有太多不必要的细节，最后的隐喻其实也很浅显。”

对于这个显然将自己视为“作者”的电影人，3小时50分钟，已经是他对作品的最大让步。但是，如果将之置于电影工业，这部电影是否属于合格产品，甚至导演是否属于合格的流程执行者，可能尚需两说。

有知情人透露，王小帅和刘璇开始的时候对胡波的项目非常重视，也很看好。但胡波因为坚持3个小时50分钟的版本，曾与刘璇爆发过激烈的冲突。 

 ▲胡波照片中的眼神透露着无边的孤独

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胡波身边的朋友发现，他开始变得痛苦消沉，除了写作外，他用打游戏和喝酒来发泄心中的苦闷。他开始一把一把地掉头发，并在微博上写下“留发之后也开始掉头发”。

或许，那时的胡波已经意识到，对于这部自视甚重的影片，他只是一个执行者，随时有“出局”的可能性。

曾与冬春影业接触过的人士也透露，与青年导演合作时，冬春影业通常会提出“作为项目的第一出品方”以及“承担影片制作”的条件。

这一点从胡波生前的采访中也能得到佐证：“如果仅靠个人的话，其实我也没什么行业资源，没有主创团队、演员等等。最终影片拍摄团队，除了摄影师和其中一个演员外，都是冬春这边帮忙整合的。”

但与其说这是胡波与冬春之间的矛盾，或许说，这是一个青年导演，与目前的制片体制发生的矛盾。事实上，在项目操作过程中，制作公司负责经费以及制作成本，承担更高的风险，也因此拥有更大的话语权、决定权。

甚至不乏已经成名的大导演都遇到“没有剪辑权”的例子，比如《长城》的剪辑权就不在张艺谋手上，为了保留秦腔的场面，他几乎已经要和美国方面闹僵。至于缺钱、缺资源的青年导演，更不待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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