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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2017，回望1977。40年前的1977年，因文革中断十余年的高考制度恢复。今天，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。

40年弹指一挥间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在40年前的那个冬天里，全中国有570万名考生在同一时刻走进重新打开的高考大门，虽临寒冬却春意盎然，最终27万名大学生脱颖而出，成为高考关闭11年之后选拔出来的一批精英人才。

由于高考，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被彻底改写，而这批人的奋斗，也改写着中国的历史。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，我们此次专访了复旦大学数学系77级二班的部分同学，带你一起回到1977年的复旦……

2015年 拍摄于毕业33周年复旦子彬院前

1977年10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，宣布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，全国上下一片欢腾。尽管那个时候，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生子，很多人已经开始工作，很多人在田地里干着农活，但还是决定奋力一搏。

1977年的高考，由于备考时间很短，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，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。

2016年4月8日，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授聘仪式，聘任科技部原副部长、中国软科学理事长张来武教授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。这一次，时隔40年，张来武重回复旦。

1977年高考前，张来武在安徽铜陵老家做仓库保管员。回忆高考，他总说那是他人生的旋转门，一个转身，普通的命运被大时代带着滚滚向前。复旦的四年，给予了人生最好的养分。毕业后，他陆续在北大、美国读博，人生从此不同。

赵天白是老三届初68级的学生，初中一年级还没读完就赶上了文革。文革期间父亲要求几个孩子在家自学，赵天白用哥哥姐姐的教材，自学了初、高中的数学、物理，唯独化学从未接触过。

赵天白的姐姐是高66级的学生，当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她觉得自己多半没希望。不是担心十多年没复习功课，而是因为她已经31岁，年龄可能“过线”。

但姐姐还是不愿放弃这最后一次的机会，一边帮妹妹突击化学，一边复习。在备考这段时间，姐妹俩白天上班，晚上熬夜学习，最终两人都成为了77级大学生。

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晓漫，从86年留校工作至今31年了。回忆起40年前的高考，感慨万分。

1973年2月至1977年10月，陈晓漫在安徽安庆老家的一所中学里教物理、体育和政治，是一名前途未卜、人生迷茫的年轻代课教师。当他亲眼看到下发到学校的恢复高考正式文件，内心无比激动，立刻就报了名。

当时，他对别的科目自信满满，而为了复习化学，他没少向他的同事——办公室对桌的化学老师虚心请教。

66届高中毕业生的陈子毅，当时已经在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工作了很多年。听说高考恢复了，他心里一动，但很快就沮丧了，都已经30岁了，还谈什么考大学呢？直到他在报上看到了关于高考年龄放宽至30岁，婚否不限的报道，这才重燃了高考的斗志。

陈子毅所在的单位也帮他调整了工作，让他有较多的时间复习。在临考前一段时间，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，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，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，每一个善于答题（尤其是数学题）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。陈子毅在帮助别人解题的过程中复习了数学；物理化学则是看遍高中时的教科书；政治，则是翻阅了半年的解放日报，选定了若干篇文章精读。

74届高中毕业生王键，在参加高考前是一名知青，已经在农村插队了3年。插秧、割稻、耘田、砍柴样样都行，连养鱼他都干过。

王键第一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，是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，当时将信将疑。正式通知下来之后，他白天出工，晚上复习，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复习应考。为了能抓住这难得的考试机会，他们借资料、抄习题、挤时间看书。

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周舜培，当年得知要恢复高考时，因为身体的原因，她犹豫了很久，直到考前一个月才下决心开始复习。

周舜培从初中到高中十二年的课本，一本都没舍得丢。课本上红蓝色笔密密麻麻划着重点，而学习心得和疑问则直接记在空白处。当周舜培重新拿起这些保存了多年的课本，竟好像见到了久违的朋友，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前老师上课的情景、自己的学习体会和领悟都历历在目，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。

1977级、1978级大学生，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。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，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，于是这些1978级大学生也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。

1977年、1978年的高考，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。1966年停废高考，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，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人。经过扩招本科2.3万人，各类大专班4万人，共扩招6.3万人，扩招比例达29.3%，最后录取了27.8万人，按考生比例来算，是20.5：1，录取率为4.9%。也就是说,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,按现在多数省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,也都在本科重点线(一本线)以上。

那年，王键考的很顺利，数学试卷里20分的附加题他都做出来了。时隔这么多年，他依然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日子——78年的2月17日。那天，他买了许多烟和糖果发给大家，知青点上的所有人都为他高兴。送行那天下着大雨，仍然有许多知青一路送他到火车站。

“高龄考生”陈子毅回兰州老家探亲，接到单位发来的电报，告知他被复旦大学数学系录取了。兴奋不已的陈子毅匆匆赶回上海，单位为他开了热烈的欢送会，还派了专车送他到复旦大学。

当了三年知青的张树人说，当时填报高考志愿每个考生只可以填报3个学校，在填写志愿表时自说自话地认为第一志愿是不可能被录取的，不如填得高一点。恰好复旦大学在文汇报刊登的报考目录上是第一个学校，数学系是复旦大学的第一个专业，于是就顺手写了上去，根本没有考上复旦的奢望。一个多月后从农场传来被复旦录取的消息时，张树人一度怀疑是弄错了。

1977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，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。

和全国所有77级一样，复旦大学数学专业二班里同学的年龄相差也很大，全班入学时共46人，其中6位女生。年龄最大的31岁，最小的21岁。同学们来自天南地北、各行各业。有的人已经是孩子的家长，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；有的人带薪学习，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；有的人成熟练达，有的人年少气盛。这种差异化的班级集体，可以有更多的交流。

1977年某高考报名点，父亲带着孩子来报名参加高考

奚树林班长是班里年龄最大的，入学前是卡车司机。高考前一天他一直复习到深夜，连生日都忘记了。入学半年后，他的女儿志宏出生了。而18年后，女儿也考进了复旦，成为数学系的一名学生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、精神亢奋的年代，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物质的追求。科学的春天到来，冰封多年之后的解冻，造就一批富有理想的青年。他们知道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在大学绽放出青春的花朵。

班上的才女范明，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，她说那种感觉大概不亚于"范进中举"。前几年，范明写了长达一万字的《我的复旦七年》，文中她特别感恩开启心智、授业解惑的老师们，特别欣赏母校那种"自由而无用"的精神，为自己的一生打下底色，特别怀念80年代初那段纯真岁月，虽然青涩、虽然艰苦，却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

1982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。这一年，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77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了。从毕业到今天，复旦大学数学专业二班的同学们没有辜负时代和师长的期待，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小的成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