逆天的中国高铁没有他造的这个东西可不行|那年我高考
2017-05-27 中国之声
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
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
《那年我高考》
用声音，致敬恢复高考40年
第六期
忻力，给高铁造“心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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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，21岁的忻力背着铺盖卷，从家乡宁波坐了5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来到位于峨眉山脚下的西南交通大学。他没有想到，自己未来的岁月都将和火车的速度绑在一起。
绿皮车，窗子打开的，夏天风一吹挺凉快的。风一吹，那前面是蒸汽头，一吹灰全吹进来了，下车脸都是灰的。
图片来自网络
这个灰头土脸的小小少年就是中国中车株洲所的首席设计师忻力。
为圆高考梦 成后进典型
1973年高中毕业的忻力进入一家塑料厂做工人，乡下的生活平静而安定，在那里，有一个人的身影改变了他的选择，“有一个工程师，戴着个眼镜，夹着个破饭盒，当时他在工人当中威望很高。我就崇拜技术，当初就想自己应该去当个工程师。”
在那个年代，梦想显得那么遥远和奢侈，忻力从一名小学徒变成了模具工人。当他决定就这样在乡办企业干下去的时候，1977年10月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忻力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，“什么都没有复习就去考了一下，结果我记得第一题是通分我都不晓得通，通分都错了。”
这一次，忻力没能成为77级27万名大学生当中的一个，他落榜了。当1978年春天来临，他再一次选择奔赴高考的考场。
图为忻力接受记者冯烁的采访
那时，全厂只有他一人报考备考，他被视为异类，厂里开会时，领导时不时就把他当后进典型批评一通，就连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也不看好儿子，“我母亲说考不上，基础太差了，因为我母亲是小学教师。当时我知道她也有点激将法，因为我这人也有点逆反，他说考不上我偏要去好好干，我觉得我好斗，我要去斗一斗。”
没有像样的教材和辅导资料，忻力就管姨妈借来高中的课本，为了能充分准备英语考试，忻力揣着工资跑到宁波市百货商店买了一台30多块钱的收音机，每天收听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。
直到现在，忻力还记得那时候学习的英文单词，“每天都有，每天固定时段，晚上大概八九点钟。备考很用功，脑子在想那些题，会考哪些东西，就是好像钻进去出不来那种感觉。”
这一年，忻力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一张印着蓝色格子的印刷纸寄到了他的手里，“那个是木头房子，老式的那种房子，二层楼。我在楼上，我外婆在楼下，然后她拿到一封信，她告诉我来信了，那我估计是这个录取通知书到了，我很高兴，这楼梯拌了我，我就往下跳，没有一节节走下来就跳下来的。”
1978年10月，忻力脱下工装走进坐落在峨眉山脚下的西南交通大学，“每天就吃完晚饭赶紧上教室，然后上了教室以后后来就发觉到八点钟，很多同学陆陆续续来了，教室里又很吵，那时候我发现寝室的同学都上教室去了，寝室很安静，八点多钟要背起书包回到寝室复习、学习。”
打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
忻力从小就很安静，说话也不紧不慢，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他骨子里有股子韧劲儿。大学毕业后，忻力被分配到株洲研究所从事变流器研发，特别是核心部件IGBT。
然而这项技术诞生30多年来，一直被德国、日本等制造强国把控，直到1995年忻力开始研发，“IGBT应用技术我们完全是自己可以说这种大功率我们是第一家，第一家给中国国内供货。刚开始搞的时候，晚上都是通宵的，人都有点坚持不住，实验人员他们是三班倒，但是技术人员一下子人不够，那我的徒弟们，他们晚上手机都是开着。”
2014年6月，我国自主研制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8英寸IGBT芯片成功下线，忻力说，我们终于打破了发达国家的长期垄断，从此中国高铁不再被别人牵着走，而是可以自主自由地跑。
列车高速奔跑的动力来自电力，而IGBT正是对复杂电力系统进行控制的芯片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里生产的芯片正是高铁机车的心脏。
为了让中国高铁更快更安全地奔驰，忻力和他的团队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，不断突破高铁的速度极限。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IGBT生产线只有两条，其中一条就在中车株洲所。忻力说，“现在这个应该说是从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，现在我的调速范围更广了，调速性能更好了，车子能够跑的快了。
图为2016年7月15日，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以超过420公里的时速在即将投入运营的郑旭高铁线上交会而过，相对速度超过840公里，交会全程不超过2秒钟
从时速80公里的蒸汽火车、到自主开发时速380公里的“和谐号”动车组，再到速度每小时600公里的实验机车组，中国高铁的速度不断被刷新的同时，也改变着这个世界的空间距离。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不再是一句潇洒的口头禅，而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生活方式。
2015年11月26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来华出席第四次中国-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共同乘坐中国高铁。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
如果没有高考，他们将会怎样？
本期主创：
策划：蔡小林
编审：任捷
记者：冯烁、郭淼、姜文婧
播讲：聂长悦
制作：王敏
视频：江晓晨、武司宇
新媒体：栾红、周文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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